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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新時期的“國際化”，期貨法是基礎。法律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根本保障。相對歐美市場，中國的期貨市場還很年輕。由于市場發展階段不同，中國期貨市場的運作，仍然有相對不完善的地方。期貨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提升，通常是與市場化程度成正比。中國未來出臺的期貨法在制定階段，就應該考慮到與歐、美成熟市場法律、法規“對等”連接的問題。沒有這樣的法律基礎，將大大增加國外機構進入中國期貨市場的風險和成本。


第二，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需要加速。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前提之一，是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。無論是國外實體產業鏈上的企業，還是為他們服務的金融機構，進入中國期貨市場，都需要參與人民幣與主要外匯的匯率價格發現和風險對沖，需要一個透明的匯率期貨市場。國際市場上，場內的外匯衍生品市場交易量在過去11年中，年復合增長率為27%。


第三，積極應對國際大宗商品交易的結構性變化。國外大宗商品交易的結構性變化主要體現在三方面。一是2003年以來，國際大宗商品指數基金規模迅速攀升。這些指數基金建倉集中在近月合約，增加了單日交易的波動性。二是近幾年大宗商品ETF基金發展很快。散戶和機構投資人通過這種方式將投資配置在大宗商品。這類基金建倉也基本在近月合約。三是高頻交易增加。這類交易通常是依賴“大數據”驅動，每日成百上千筆交易成交，將每筆的微小利潤累積，被認為加劇了大宗商品期貨價格的日內波動。


第四，推動中國價格“走出去”。首先，上海石油期貨的國際化上市，是“中國價格走向世界”的表現之一。石油期貨上市，無論是美國的WTI，歐洲的布倫特還是上海的新原油合約，宗旨都是為石油產業鏈企業服務。縱觀國際經驗，石油產業鏈上的價格發現和風險對沖都是合約組合來完成的，通過組合形成有效的風險解決方案。上海原油期貨上市后，仍需更多合約組合，覆蓋產業鏈各個環節的風險敞口。


其次，“價格走出去，另外一個引起國內外關注的商品是鐵礦石。”黃杰夫說，據調查，85%的國內客戶參考鐵礦石期貨交易開展現貨貿易，境外客戶普遍參考境內鐵礦石期貨價格交易境外相關衍生品。但由于鐵礦石期貨市場參與者主要在國內，所形成的價格對國際市場的輻射力和影響力有待提升。鐵礦石現貨國際化程度高、規模龐大，而且全球70%的貿易量流入中國，中國的鐵礦石期貨國際化具有必要性。


再次，交易所互掛合約。新加坡ICE交易所2015年對外宣布，計劃在新加坡推出以美元計價的中國鄭商所得棉花(15175，145.00，0.96%)合約。中國加入WTO后，棉花、紡織行業與國際市場深度對接；國外產業鏈企業和金融機構都有在一個平臺上、同時交易ICE棉花和鄭商所棉花期貨的需求，以實現低成本、高效率、國際化參與棉花價格發現體系。歐、美多年來的實踐證明，合約互掛，實體產業鏈企業受益。


第五，競爭機制“請進來”，引進交易所競爭機制的理念。中國金融行業，包括銀行、證券、保險，都已經實現了混合所有制經營，民營企業參與度加深，競爭常態化。借鑒其他“金磚國家”的成功經驗，在中國期貨交易所領域引入競爭機制，吸引民營資本股權參與，加快交易所IPO上市步伐，提高透明度，最終實現以國際標準，在國際范圍內，高效率服務實體產業鏈的目標。


展望未來，黃杰夫表示，中國的匯率、利率市場化，有望進一步推進。外匯期貨、期權和匯率期貨、期權都存在很大的發展和國際化空間。以開放的態度和國際化的標準，提升行業本身的市場化程度，深層次服務中國快速發展和國際化的能源和金融產業鏈，加快“走出去、請進來”的步伐，中國的期貨行業有望在國際范圍內，再打造一個新的5000億（保證金）市場。